在香港160個由政府興建的公共屋邨中，牛頭角上邨顯得與眾不同。
這個廉租房群落背山面海，6幢高層住宅豪氣地盤踞著半個山頭，為近5000戶草根人家提供了租金低廉的住所。
自2009年夏天落成以來，它已經迎來了國內外數(shù)十批訪問團體。其中有海外建筑專家、臺北市長，也有中國內地城市規(guī)劃和住房建設部門的官員。但很少有人了解，在這個“示范屋邨”的背后，曾有過一場持續(xù)了9年的官民交道——先是拉鋸博弈，后是互動互信。
[注冊香港公司好處]這里的絕大多數(shù)居民，原本是鄰近的另一個廉租房群落——牛頭角下邨的老住客。11年前，香港政府主導的浩浩蕩蕩的重建步伐，踏進了那個“修無可修”的老舊屋邨。7幢大樓將全部拆掉，上萬名居民卻不愿意服從政府安排，離開自己生活了數(shù)十年的老地方。
在社工的幫助之下，一群居民凝聚起來，走進了政府大樓，與政府溝通，表達意見。僵化的行政程序逐步松動，官方最終“順從民意”，一群居民如愿就近安置。
新舊更替之間，這些底層市民的家，僅僅挪動了10分鐘的路程，從原本的牛頭角下邨，搬到了上邨。
“重建、搬遷、安置總是涉及一系列復雜的因素，很難盡善盡美。”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，當年手執(zhí)決策大權的香港房屋委員會(簡稱房委會)前主席鄭漢鈞表示，“但在這么復雜的環(huán)境之下，能幫助市民解決他們的問題，我感覺很安心，很安心。”
最難受的就是離別了，無論是離開一個地方，還是離開人
牛頭角位于香港九龍半島的東部，因所處港灣酷似一只牛角而得名。[瑞豐注冊香港公司]上世紀60年代，港英政府開始在這里興建成片的公共房屋。地勢偏遠的海邊地皮上，20多幢火柴盒一樣的中層建筑拔地而起。為了方便管理，政府將之分為上邨和下邨，其中，下邨又劃為一區(qū)和二區(qū)。
到了80年代末，一批早期公屋已漸漸老化。負責監(jiān)管房屋政策的香港房委會發(fā)起“整體重建計劃”。推土機往前開動，50余個老屋邨一個接一個地消失，住客四散，按照政府安排，分頭遷到不同的新屋邨。
直到推進到最后一個屋邨——牛頭角，推土機突然碰到阻力。上邨與下邨一區(qū)的老房子已經先后拆遷，二區(qū)的住客卻拒絕再一次重復政府的搬遷模式。
2001年1月8日，數(shù)十名居民來到香港立法會前的皇后像廣場，向議員遞交信函，希望政府幫助他們“原邨安置”。這些居民大多是白發(fā)蒼蒼的老人，他們在鐵欄桿上掛起一條黃色橫幅，上面貼著他們用粉紅色A4紙拼貼而成的一句口號——“我有權利原邨安置”。
“年輕時我適應力很強的，但人老了，要搬到別的地方，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環(huán)境，我都不敢想象了�！比缃�，坐在新家之中，78歲的何回憶著當初走上街頭的原因。他頭發(fā)花白稀疏，說起話來已經有些吃力。
1967年，何和妻子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女搬進牛頭角下邨二區(qū)。早在1949年以前，這個矮小瘦削的男子就獨自從廣東來到香港，憑著雙手制鞋謀生。
一年之后，當時才8歲的李達旋也跟著父母和兄長搬入下邨二區(qū)的另一幢樓房。這個大家庭一家8口，父親在街頭擺攤為生，母親在酒樓里當洗碗工。
李達旋至今記得，牛頭角當時“一片荒蕪”。在他們的新家腳下，橫七豎八地躺著許多鐵皮工廠，不遠處是一個制作醬油的大醬園，生活設施寥寥無幾，通往市區(qū)的公交線路只有3條。
成千上萬戶家庭陸陸續(xù)續(xù)填滿了“火柴盒”，這一片港灣才漸漸有了生氣和商機。一些居民在樓下擺起了小攤，賣蔬菜水果、香煙報紙，也有人開起了大排檔和茶餐廳。李達旋親眼看著商鋪一間間增多，一片廠房變成了地鐵站，大醬園上蓋起高級私人公寓。
一轉眼，30多年過去了。
2000年前后，當拆遷的消息傳入下邨時，牛頭角已經成了一片旺地，與居民相伴多年的廉租房則開始老化破損，房子墻壁滲水，石灰脫落，一些地方甚至鋼筋外露。香港政府迫切希望為這片地方打造一個全新的面貌。
但眼看著上邨和下邨一區(qū)的老住客分頭搬到一些較偏遠的廉租房，李達旋卻不想再做一次“開荒�！绷恕Ｔ谶@套老房子里，他讀書，戀愛，結婚成家。
何也步入了晚年。膝下的兒女一個個成人離家，他與妻子退休在家，每天的日子就圍著熟悉的屋邨轉悠。那時在下邨二區(qū)，與何一樣年逾六旬的老住客占了整體居民的1/3，4500多戶人家中，超過1500戶是獨自居住的一老或兩老。
何的鄰居，便是一個獨居的老太太。老太太記性不好，時常忘帶鑰匙就出門，干脆把家里的備用鑰匙放到何家。每次生病了，年邁的她還要拜托何打電話到醫(yī)院預約門診。
老屋邨里，相識幾十年的鄰居早已成了朋友。推開家門，那條百米長的走廊就是樓里最熱鬧的地方。在水泥地的過道上，李達旋曾與小伙伴追逐打鬧，放幾只拖鞋當分界，就打起乒乓球。大人們喜歡在那里閑坐聊天，或是搬出桌椅，搓一臺麻將。
“人上了年紀，最難受的就是離別了，無論是離開一個地方，還是離開人�！焙握f。拆遷之前，鄰家的老太太總對他念叨：“以后我們兩家人還是要住回同一幢樓�！�
[杭州瑞豐注冊香港公司]但對政府部門而言，將居住在7幢大樓里的居民集體地就近安置，是件奢侈的事情。房委會及其執(zhí)行部門香港房屋署那時正緊緊盯著一個倒數(shù)時間表——作為“整體重建計劃”的最后一個屋邨，牛頭角的重建工作應在2005/2006年度完成，而下邨二區(qū)的居民必須在2003/2004年度徹底遷出。
在這個講求效率的城市里，政府早已習慣“如期完成任務”。
有什么辦法，能讓官員不能不回答你的問題呢？
事實上，對推土機前的官民糾紛，香港政府早有應對機制。
當時，對每一個納入“整體重建計劃”的屋邨，民政部門都會出資購買一家民間機構的社工服務。社工搭建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梁，向居民傳播政府政策，同時協(xié)助居民向官方反映意見。負責牛頭角下邨二區(qū)重建工作的，是來自香港著名的民間機構——香港圣公會福利協(xié)會的社工朱淑芬。
2000年夏天，朱淑芬第一次來到牛頭角下邨，很快發(fā)現(xiàn)一群居民就像“盲頭蒼蠅”。在香港媒體的報道中，牛頭角屋邨是一個“三多”社區(qū)，“老人多，窮苦人多，殘疾人多”。面對拆遷，有意見的底層市民“完全不知如何入手”。
這位女社工拿起了大喇叭，每隔幾晚便在屋邨內最熱鬧的走廊里舉行一場“咨詢會”，介紹基本政策之余，她也認識了一群居民。很快，20多個老住客便聚集在圣公會設在下邨的辦事處里，其中有何等老年人、李達旋等中年居民，還有不少家庭主婦。
街坊們開始一起討論如何爭取到就近安置。商討怎樣向政府表達意見時，大家爭得面紅耳赤。
“我們必須平和一點，心平氣和地和官員談一談�！币粋�居民說。
“你這樣人家不會理睬你的呀，我們要多找些人，去叫口號，去吵一下！”另一個居民卻主張要“激烈”。
朱淑芬這時便叫大家“停一停，想一想”。那時已有10年工作經驗的她參與過好幾個拆遷項目，對香港的政府架構了如指掌。她向居民分析說，那些出來接見市民的人，一般只是政府部門里的“蝦兵蟹將”，罵他們沒有一點好處，相反，要和他們“擺道理”。
“我們要原邨安置，也不能這么橫蠻，得先找一個可以安置我們的地點�！痹谏绻さ囊龑拢钸_旋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通過朱淑芬的聯(lián)系，2000年年底，香港規(guī)劃署接待了這群打算自己找新家的居民。這個政府部門負有向市民公開土地規(guī)劃信息的責任，為了遷就大家的下班時間，官員特意將見面定在晚上8點。
在一間會議室里，規(guī)劃署的一名中層官員帶著手下的幾個規(guī)劃師，與十幾位居民圍坐在大圓桌旁，對著一疊資料，仔細地介紹牛頭角一帶的規(guī)劃情況，以及土地歸屬。在一張規(guī)劃圖上，居民們發(fā)現(xiàn)，牛頭角上邨拆遷之后，那塊土地仍然歸屬香港房委會，并計劃在未來再度興建公共房屋。
“這真的有了一線曙光！”未來的新家有了可能的落腳點，李達旋興奮異常。
大家開始研究各種向政府反映意見的途徑，尋找官民之間的“中間人”。朱淑芬每天忙著聯(lián)系不同的政府部門、各派議員以及關注公屋問題的民間組織。做營業(yè)代表的李達旋時間最靈活，就忙著參加各種會面。
可最初，行動的效果并不好。李達旋常常被議員潑冷水，“不好意思，我45分鐘后還約了其他市民，你可以快點說嗎？”“政府為什么要給你們這塊地呢？社會其他階層的人可能不同意��！”
約見基層官員，聽到的又總是基本政策�！八麄冋f來說去都是那一句，帶著我們游花園，游到暈了也沒有答案�！本用駛兡菚r都把官員叫作“錄音機”。
大家開始變得沮喪。朱淑芬這時又試著引導：“他們不回答你們是正常的。我們不如想想，有什么辦法，能讓官員不能不回答你的問題呢？”
李達旋認為，爭取的東西“實在很大”，“地就是資源，資源就是錢�。∪绻覀儧]有充分的理由，成功的機會真的不大”。
說話向來慢吞吞的何這時也激動起來，在這位老人看來，他們跟政府談判，“最大的籌碼就是一群邨民”。
但怎樣反映上萬名街坊的意見呢？“唯一的辦法就是挨家挨戶做調查問卷了�！�
“全邨調查問卷”立即啟動�！懊恳粦舳加袡嗬拓熑蝸肀磉_意見！”他們強調。為了把問卷分派到4500多戶人家，100多名居民行動起來。白天，老人家先把問卷派到每家每戶，年輕人下班回邨，再逐家逐戶回收問卷。
兩個月下來，收集到的問卷超過2500份，其中超過90%的住戶表示，希望集體就近安置�！斑@好了，如果你不讓我們一起搬，我們就賴死不搬了！”
